田文林：新一轮中东动荡期形势评估

【内容提要】 经过中东剧变数年发酵，动荡已成为中东“新常态”。一是民主转型未能拯救中东，治理模式探索任重道远；二是地区博弈呈现“地缘争夺+教派冲突”的“新冷战”态势；三是“伊斯兰国”异军突起，中东地区体系根基动摇；四是美国既定战略部署被打乱，中东战略进退失据。中东已经进入新一轮动荡期，在可见的未来，这种状况短期内难以改观。

【关 键 词】中东/治理模式/地区博弈/美国战略

中东剧变数年来，中东政治旧格局被彻底打破，并出现系统性崩溃的迹象。目前，中东国家民主转型基本失败，国家治理模式探索前景黯淡；地区博弈宗教化色彩加重，“地缘争夺+教派冲突”特征明显；“伊斯兰国”异军突起导致地区秩序根基动摇：美国既定战略部署被打乱，在中东进退失据。在可见未来，中东难以建立起新秩序，持续动荡将成为中东“新常态”。

一、探索中东国家治理模式任重道远

中东剧变以来，阿拉伯世界国内政治变化剧烈。如果说2011年是“政权更替期”，2012年是“民主转型期”，2013年是“转型异化期”，那么2014年就是“动荡加剧期”。中东剧变前，中东国家主要靠强人政治维护稳定与发展，但内部矛盾长期累积，加上西方的渗透和推动，最终突尼斯、埃及等国威权政体相继垮台，并启动“民主化”进程。然而，将“民主化”视为国富民强的制胜法宝，实乃“缘木求鱼”，民主转型未能拯救中东。

从政治角度看，政治制度强调“集权”还是“分权”，主要取决于国家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主要任务。发展中国家因面临任务众多，一般以集权政体居多。阿拉伯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比其他国家更复杂，因此更需要确保集权和强政府。由此不难理解，为何中东强人政治和集权政体长期盛行。2011年，中东强人政权纷纷倒台，其真正弊端并非“集权”本身，而是当权者背离人民，使公权力变成权贵捞取好处的工具。因此，解决该问题，是在夺取政权后，用“革命者的专政”代替“反革命者的专政”，而不是从“集权”转向“分权”。强调分权制衡、多党竞争、个人权利的民主政治，恰恰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换言之，中东民主转型实际就是个牺牲集权、将“菜刀磨钝”的过程。由此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政局动荡和安全形势恶化。中东剧变前，阿拉伯国家当权者牢牢掌控军队、警察等强力部门，有能力为民众提供安全稳定等“公共产品”。随着威权政权垮台以及民主化启动，相关国家不同程度出现政党内耗、权力空转、安全形势恶化等新问题。埃及短短四年已历经两轮政府更替，尤其2013年7月，军方将穆尔西政府推翻并强力镇压穆兄会，导致该国教俗矛盾空前激化，极端分子以西奈半岛为基地，频繁针对军警发动袭击。利比亚在卡扎菲政权倒台后涌现出1700多支民兵武装，这些力量相互掣肘和征伐，导致政治过渡曲折艰难，当前该国出现了“两个议会、两个总理”的局面，制宪、总统选举等议程再次搁置。也门在哈迪政府上台后，始终未摆脱恐怖主义蔓延、经济崩溃、分离主义抬头等问题。2014年9月北部胡塞武装占领首都萨那，并在2015年1月占领总统府，使该国政府运行陷入瘫痪。叙利亚政局动荡演变为全面内战，并持续至今，造成10多万人丧生，仅2014年就有7.6万人丧生，为数年来最高纪录。突尼斯转型相对平稳，但也深陷各种政治势力博弈复杂局面，其间两位反对党领袖被暗杀，临时政府3次更迭。

从经济角度看，当初阿拉伯民众起身造反，谋求改善经济状况是重要动因，但导致“阿拉伯综合征”的根源是若干结构性问题，这些国家要想摆脱困境，需要对现行阶级结构和政治经济路线进行全面革命。但民主转型与生产关系变革实际上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如果要真正改善民生，实现经济和社会地位平等，就需要强行打破现行阶级特权，变革不合理的社会生产关系，而完成这些任务又需要强人统治和高度集权；如果要实行宪政民主，前提就必须默认现行政治经济秩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不对现行经济和阶级结构进行根本性变革。换言之，民主转型非但无法解决阿拉伯国家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反而阻碍了真正变革的发生，由此决定了中东民主转型注定是“只开花，不结果”。

从实践情况看，由于缺乏治本之举，加上政局不稳，相关国家经济状况并未好转，反而更加雪上加霜。埃及外汇储备从剧变前的360亿美元降至160亿～170亿美元，债务总额达2400亿美元，仅年息就达282亿美元，国际信用等级5次下调，埃及社会至少倒退15～20年。①利比亚由非洲最富裕国家变成半失败国家，截至2014年9月，武装冲突导致25万人逃离家园，10多万人逃离本国。②该国2013年石油出口量降至不足产能的10％，2014年石油生产几乎完全停止。③突尼斯原本是“非洲经济优等生”，但剧变后经济持续下滑。GDP增长率从2010年的3.6％降至2014年的2.3％～2.5％；失业率从2010年的13％增至目前的15％。叙利亚经济更是元气大伤，据统计，叙经济恢复到2010年水平至少需要30年时间。④总之，民主转型并未给中东国家带来繁荣稳定，反而引发严重的政治衰朽和经济恶化，出现更多的失败或半失败国家。中东治理模式探索陷入困境。

迄今为止，阿拉伯世界几乎试验过世界上所有发展道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尝试过各种政治制度(威权政体、君主政体、议会民主制)，但至今仍未找到适合发展模式。2011年中东剧变和随后启动的民主转型，意味着阿拉伯国家已将“民主化”视为实现民族复兴的最大希望。然而，随着“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阿拉伯世界治理模式探索再次熄灭“希望之灯”。在此背景下，阿拉伯国家被迫重新探索治理模式。

当前中东转型国家出现了两种新趋势。一种是重回“强人政治”的趋势。最早爆发“阿拉伯之春”的突尼斯，民众开始怀念本•阿里时代，2014年10月23日制宪会议选举中，曾在本•阿里时代担任外长及议长的埃塞卜西尽管已年届88岁，但在12月22日大选中当选总统。埃及2014年6月举行第二次总统选举，前国防部长塞西高票当选，埃及加快回归军人政治。第二种是政治极端化趋势。这种模式以利比亚、叙利亚等为代表，这些国家威权政体垮台或削弱后，国家陷入一盘散沙或全面内战的局面。在此背景下，各种极端宗教势力应运而生，异军突起的“伊斯兰国”更是试图颠覆现行秩序，建立“哈里发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将当前阿拉伯世界走势概括为“ISIS模式”和“SISI模式”，前者试图重建神权政治，后者则是重返军人统治。

此外，在那些暂时躲过中东“政权更替潮”的国家，也不同程度地面临低增长、高失业、政体脆弱等问题，尤其是继承问题日趋凸显。沙特国王阿卜杜拉2015年1月以90岁高龄谢世，继任者萨勒曼也已79岁；阿曼苏丹卡布斯现年73岁且无任何子嗣；四度蝉联阿尔及利亚总统的布特弗利卡已77岁；苏丹总统巴希尔也已70岁。这些国家均面临继承危机，未来政局走向充满变数。

总体来看，中东国家这些年来始终没有处理好三大问题：一是秩序与发展的问题；二是少数与多数的问题；三是世俗与宗教的问题。要想找到一种能够有效解决上述问题的国家治理模式，显然任重道远，坎坷艰难。

二、呈现“地缘争夺+教派冲突”的“新冷战”态势

中东剧变前，该地区群雄并立，主要体现为温和与激进两大阵营博弈(实际是亲美与反美阵营)。2011年中东剧变后，其权力格局重新洗牌，温和阵营中的突尼斯、埃及、也门等相继实现政权更替并陷入困顿，短期内无暇顾及地区事务。相较而言，沙特等海湾国家凭借“钞票换平安”，成功躲过“政权更替潮”，取代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领头羊”。激进阵营中，由于内外势力联合干预，利比亚卡扎菲政权被推翻，该国陷入一盘散沙；叙利亚爆发全面内战，巴沙尔政权不可能重新恢复对全国的统治。相较而言，只有伊朗政体稳固，综合国力较强，加上伊朗在地区热点问题中敢于使用武力，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也趋于缓和，伊朗地区影响力日趋提升。中东地区博弈日渐成为沙特与伊朗间的较量。有学者指出，“理解中东地区政治的最好框架，就是伊朗和沙特发挥主导作用的冷战态势。”⑤

这种“新冷战”主要表现在各个领域：一是地缘政治争夺。沙特与伊朗将实力相对弱小的地区国家作为博弈战场和战略棋子，在巴林、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也门等国展开代理人战争。⑥二是油价战。沙特凭借7500亿美元外汇储备，以及第一大产油国地位，自2014年6月以来主动发起价格战，导致国际油价狂跌一半。沙特发动价格战，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持市场份额，但削弱伊朗也是动因之一。⑦伊朗此前遭西方严厉制裁，石油收入从2011年1150亿美元降至2013年620亿美元，经济在2012年和2013年连续负增长，现在油价“跌跌不休”，使伊朗经济雪上加霜。三是安全领域，2014年12月9日，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宣布将成立联合海军部队，目的就是应对“伊斯兰国”和伊朗的威胁。四是媒体战。伊朗媒体频频指责沙特。2014年9月6日，伊朗《宇宙报》( )发文，谴责沙特家族借伊斯兰之名获得统治合法性，称沙特王室是穆斯林的敌人，并已到垮台之时。哈梅内伊在革命卫队的代表阿里•萨义德指责沙特资助“伊斯兰国”，在伊斯兰世界制造冲突，目的是毁灭伊斯兰世界。沙特也频频指责伊朗。2014年10月20日，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公开宣言，在中东地区，“伊朗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⑧另据维基解密称，沙特高官曾向美国建议军事打击伊朗，并曾派特使与俄谈判，以采购俄石油换取俄中止对巴沙尔政权和伊朗的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沙特与伊朗的内政外交均有较重宗教色彩：沙特王室长期与瓦哈比教派结盟，沙特国王也以“两大圣地监护者”和伊斯兰世界领袖自居；伊朗是最大什叶派国家，1979年革命后实行“教法学家统治”，并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由此，双方博弈兼有“地缘政治+教派冲突”的双重性质。

总体来看，伊朗与沙特间的“新冷战”导致地区形势更趋动荡。

一方面，地区国家教派矛盾升温。中东多数国家都是逊尼派与什叶派混居，但教派矛盾并不突出，至少不是主要矛盾。随着中东局势日趋失控，中东各国的部族、教派等原生性矛盾普遍升温。尤其沙特与伊朗地区争夺，使上述矛盾火上浇油。在伊拉克，掌权的什叶派领导人大多与伊朗关系密切：沙特则竭力扶植伊拉克的逊尼派势力。“伊斯兰国”兴起后，伊朗主动派遣精锐部队入境助阵伊拉克政府军，黎巴嫩真主党也宣称将在伊拉克对伊斯兰国发动五倍于在叙利亚的军事打击。“伊斯兰国”反过来也公开对真主党宣战。⑨叙利亚自2011年陷入动荡后，已成为两大教派矛盾激化的“交汇点”和“辐射源”：巴沙尔政权得到伊朗等什叶派势力的力挺；叙反对派则得到沙特、土耳其等逊尼派国家的支持。即使面临“伊斯兰国”威胁，沙特和土耳其等国仍将“巴沙尔下台”作为优先目标。⑩在黎巴嫩，围绕“支持还是反对巴沙尔”，黎巴嫩国内教派矛盾激化。真主党出兵帮助巴沙尔政权，其他教派将其视为伊朗代理人。利比亚北部城市的黎波里支持和反对叙利亚政府的派别频频发生冲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也门，伊朗支持北部什叶派背景的胡塞武装，支持其于2014年9月占领首都萨那；沙特则支持南部逊尼派势力，该国形成胡塞武装对阵逊尼派部落武装及“基地”组织的局面。总体看，这种以教派冲突为底色的地区矛盾，比单纯的国家利益争夺更难化解。

另一方面，以色列成为“鹬蚌相争”的最大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