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科：中国足球改革诠释

【内容提要】 当下的足球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力度最大、思想最深刻、变动最彻底、最具创新意义的综合性的体育与社会变革行为，具有超体育、超文化和超当下的积极意义。足球改革不仅是完善职业化、市场化模式，也是一场新型的文化建设运动，成为重新缔造中国国民性的崭新动力。文章分析了中国足球改革方案的内容，重点探讨了足球改革的原因、目的以及实质，认为足球改革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具体体现，整个方案体现了共治、共资、共享的精神，体现了足球革新社会、带动社会整体进步的内在价值，能够为社会变革提供更为广阔的视角。

【关 键 词】足球改革/职业足球/足球文化/足球治理/足球政策/校园足球/草根足球/中超联赛

2015年3月8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印发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5〕11号)，从国家层面的战略高度、社会需求的现实状况，从主客观因素、体制性障碍、社会基础、行业竞赛风气等方面揭示了1992年来足球改革失败的原因，并把发展足球运动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从改革中国足球协会，完善职业足球俱乐部建设和运营模式、竞赛体系及职业联赛制度，发展校园足球与社会足球，改进人才培养发展方式，推进国家足球队改革，加强场地建设管理等十个方面，全面推进中国足球改革，力度之大、规格之高、措施之全，从未有之。至此，从1992年到2015年的足球改革，以再次改革作为一个新的起点，标志着红山口会议把足球作为体育改革突破口的梦想破灭，新的足球征程开始。这个阶段，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球员还是球迷，学界抑或业界从信心爆棚到心灰意冷，甚至是非理性的谩骂与指责。于是人们不禁要问，24年的中国足球改革为什么不见成效?足球的发展究竟有没有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行，为什么正确的逻辑起点却走上了一条歪曲的道路?

1中国足球改革为什么首当其冲

多数人的疑问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矛头怎么首先指向中国足球，是领导人的偏好还是转移经济社会突出矛盾的策略?为什么把足球作为体育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伍绍祖曾经在1992年回答过类似问题，理由主要有五点：“第一，足球运动是群众喜爱、全面关注的项目。李铁映同志在一个文件上批示：足球必须搞上去。这是全国人民的期望，是体委和足球界艰巨的、光荣的、历史性任务。足球体制必须改革。足球的训练方法、竞赛制度、人才培养、管理办法，要按小平同志对教育的指示‘三个方向’的精神改革。第二，足球这个项目目前没有什么精神负担了，一穷二白。我不可能拿乒乓球、游泳做试验。第三，90年代国家体委除抓申办奥运会、抓体委系统加速改革开放外，还要抓一些重要项目，特别是足球，要有一个适当的目标，群众能看到是一步一步在前进。第四，足球涉及面较广，改革的代表性较强，可以作为一个试点，起带头作用，以摸索改革的经验。失败了再重来，这样的损失是局部的。第五，现在足球改革的外部环境很好。”[1]

历史往往具有惊人的相似，《方案》中也提到了对足球进行改革并以此为突破口深化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其原因总结如下：第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振兴足球作为发展体育运动、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任务摆上日程；第二，足球运动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第三，发展振兴足球对精神文明建设意义重大，对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也具有积极促进作用；第四，急功近利违背规律导致足球改革失败；第五，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振兴足球，是实现体育强国梦、建设体育强国的必然要求。

对比中国两次足球改革，可以看到，两者都将足球项目的社会特性放到了重要位置，两次改革都源于中国足球的发展处于低谷，成绩不佳，“点燃变革导火索的，正是国家队的屈辱。实力和人才，一个业余联赛最致命的缺陷，再次原形毕露”[2]；都受到了领导人的特别关注，关注的原因是足球能够体现民族精神，足球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1991年国奥输球给韩国，江泽民曾致电伍绍祖，李铁映同志也做过批示，都力图在体制上寻求突破。不过，两者之间也略有不同，一是规格更高，已经超出体育的层面，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改革的力度不同；二是以改革促改革，以改革规范改革，这是此次改革的特色，是目前足球发展突破僵局的重要路径，改革的起点不同；三是从吃螃蟹敢为人先到足球的反腐治理，两者的时代背景出现差异，造就的是改革的动力不同。

足球治理就如此重要吗?“一个符合我国小康社会建设总目标、吸收世界体育治理理念和准则、顺应中国国情和社情的新体育，是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目前处于改革和发展机遇期的中国体育，自身走向善治的必然选择。在整个国家进行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体育领域的改革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3]这种体育改革势在必行的论断已经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形成共识，可是时至今日，中国的体育管理体制仍未有过实质性变动。2014年7月，中央第十一巡视组进驻国家体育总局开展专项巡视工作，要求总局整改落实，认真解决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的关系、赛事以权谋私问题，以及行政、事业、社团、企业不分问题，实现政事、政社、政企分离，管办分离，规范干部在协会、企业大量兼职等问题并以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开。至此，涉及体育复杂利益的深水区改革才正式开始。

由此可见，中国体育改革并不是建立在体育发展规律上的自身发展方式的调整，即使社会环境与国家政策发生了变化，仍会保留改革的惰性进而导致体育假改革。体育的改革也不是建立在学术想象与实践的反思批判上，无论学者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准备得如何充分，都会保留改革求稳的惯性进而导致体育不改革。中国足球改革亦是如此，其原因不是我们的总结和反思总是停留在不承认历史和事实的基础上，也不是我们往往不习惯于理智的反省，只习惯于情绪的反省。恰恰相反的是，掌握足球最全面资源与信息的中国足协，最了解事实与真相，其反省也都是深刻的、坦诚的，只不过这些具有免疫力的反思从来都是建立在求稳基础上的权力迷恋，源自于中国长久以来形成官商利益复杂纠结的深层文化心理。正是基于此，中国足球每次重要的改革、反思都与中央高层的指示有关，都带有严重的政治化和行政化色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方案》通过行政化的方式能够让具有免疫力的体育总局接受改革也是一以贯之。

2中国足球改革的目的

抛开其他条件，从逻辑推理上来看，足球发展本身无所谓改革与不改革，即凡是发展足球，改革与不改革都能够实现其价值，而改革是要合乎发展的逻辑并且要切合现实的需要，如果不合乎这个发展逻辑，有可能会得到相反的效果。那为什么足球必须要改革呢?这已经超越了足球的本身，也就是说足球改革已经不是一个关于足球本身内容的问题了，是关系到足球在社会上的关系问题，将足球纳入一个政治、教育的框架，其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足球要充当一种什么样的工具，或者足球要在改革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就涉及了足球改革的目的所在。

谈足球改革的目的，一是要看足球的社会地位。“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具有其他体育项目所难以企及的影响力，其深邃的人文内涵更是将全世界的注意力吸引在这种特制的团体性人类竞技的氛围中。足球在世界的传播与展示过程中越来越体现出一种超越体育自身的价值和功能。除却一些宗教氛围极为浓厚的国家外，世界各国都将足球看做是一种体现国家特殊价值与尊严的文化活动。随着电视和网络媒体的日渐成熟，足球传播已经给全世界带来了足以体现其独特宗教内涵的文化冲力。”(程志理，《体育与科学》编辑部)由此可以看出，足球在社会中体现出超价值的地位，是一种理想的日常生活方式，具有强大的社会号召力。

二是看足球的需求，要解决为什么要踢足球这个原始的逻辑起点。“起点的决定是一件最难的事情”[4]，从最简单的哲学或者心理学理论来讲，踢球是一种需要，一种自我实现的需要，一种愉悦身心的需要，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足球会成为日常生活的调剂、甚至是发泄。如果上升到国家的层面，改革发展足球就是国家的需要，《方案》明确规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示要下决心把我国足球事业搞上去，李克强总理高度重视足球等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工作……振兴足球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振兴足球，并以此为突破口深化体育管理体制改革，是体育战线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顺应人民群众新期待，提升中国体育大国形象，实现体育强国梦的实际行动。”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足球已经成为高层的审美趣味，足球强国理路仍然是体育发展的一贯逻辑，足球追求的价值仍是为国争光。文件把足球作为体育改革和学校体育发展的突破口，进而在新的结构中冠以固化的、合理的观念，这不仅仅是一种路径依赖和惯性的使然，也是目的与手段、制度与观念的调整与延续，是值得肯定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体育既是一个独立的领域，也是对日常生活的暂时搁置。然而，它更是其所处社会的高度象征，根植于广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潮流之中”[5]，正是基于体育高度的象征性与整合性，国家希望通过体育改革为社会变革提供更为广阔的视角，这也是国家把足球运动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的重要目的所在。

3中国足球改革方案的分析

政策是具有连续性和延续性的，国家统领性的改革文件势必与社会各领域的突出问题遥相呼应，通过全局带动局部是国家政策性文件的重要特点。事实上，从政策文本分析就可以看出：《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政策精神的延续，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具体体现。其中涉及：(1)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2)全面深化改革，要有公平竞争的环境、要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增强活力、要实现公平正义、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3)关于路如何走的方向性问题，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

以上三种政策精神，尤其是体制性障碍问题的解决，在足球改革方案中都有所体现，从调整改革中国足球协会、完善职业足球俱乐部建设和运营模式，到改革完善足球竞赛体系和职业联赛体系，无不涉及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而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的协调互补以及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则明确了中国足球改革发展的路径与方式，即学习发达足球国家经验，开展一场具有国家战略高度的、财政拨款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国家不同部门各司其职的共同推动的足球改革，是真正意义上的“举国体制”足球改革，这也是方案中提到的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足球改革发展新路的政策要义。

实事求是地讲，此次足球改革方案并未标新立异，其整体思路主要有两个：第一是管办分离，运行好职业联赛体系，2012年2月10日，中国足协发布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改革方案》(试行)，意识到了管理机构的二元状态影响了职业联赛的健康发展，并提出了具体的措施；第二是精英足球路线向大众足球方向发展，尤其注重学校足球的发展，从而为职业联赛与国家队提供后备人才支撑。2009年4月14日，在加强青少年体质、开展阳光体育活动的背景下，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的通知》(体群字〔2009〕54号)，并公布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实施方案》，重点提到了建立和完善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四级足球联赛，公布了竞赛组织活动的程序、条件以及资金配置等方案细节。

但是，此次方案在整合的力度上、改革的彻底性上超出了以往的任何体育政策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