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我们怎样叙述底层？

近两年，“底层”正在成为一个颇受关注的话题，从知识界到文学界，从媒体到社会公众，都能听到这个一度几乎被遗忘了的词汇。但除了“底层”所蕴含的诸如弱势群体、农民、下岗工人等特定的叙说对象，不同的文化人群面对这一概念时的认知角度似乎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例如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眼里的底层，一般都与贫穷、三农问题、国企改制以及社会分层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寄寓着明确的意识形态焦虑；而人文学者、评论家和作家艺术家眼里的底层，则往往伴随着对社会公正、民主、平等以及苦难、人道主义等一系列历史美学难题的诉求。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底层问题在今天的浮出水面，实际上折射出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复杂形态和思想境遇。作为一个文化命题，它也决非空穴来风，而是上世纪90年代继人文精神、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等论争之后又一次合乎逻辑的理论演练和进一步聚焦。

然而，承认底层问题对激活知识界对于社会现况的关注热情，并不能掩盖其中存在着的某些认识论误区和歧义。正如有人指出的，“底层”最初语出于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它首先是作为一种革命力量而存在的”。在经典的社会主义叙述框架下，它始终同无产阶级、工农大众、阶级斗争以及共产主义革命相生相伴，植根于人类对不平等社会等级制度的颠覆和反抗冲动，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是尖锐对立的。但在当下的叙说中，不少人有意无意地忽略和搁置了这一历史情境，将“底层”抽空、简化为一种古典人道主义或普遍主义的修辞，因而使底层变成了一种抽象的、被动的能指，一个外在于我们的他者。所谓“底层出场的同时，阶级退场了”，就是这种修辞的精当注释。

于是，底层这一本来曾经作为充满意志力和历史能动性的主体性概念遁入了失语的暗箱，被重新遮蔽起来。这固然同人们深陷于所谓历史终结和全球化的自由主义认知框架，丧失了对人类生存多样化及其可能性的探求热情有关，但任何现实的必然性都不能取代历史的或然性，如果人们对世界进行描述与“合法化”求证的兴趣，完全代替了对存在进行不断去蔽和发现的努力，那么，任何一种思想行为就难以避免地会蜕变为一场话语游戏，甚或只是知识分子满足道义上的优越感的说辞和凌空蹈虚的精神意淫。

遗憾的是，这样的情形正在成为一种习焉不察的事实。许多人谈论底层，不是注重于从相关历史缝隙中搜寻和打捞出那些被遗忘的思想面容，并赋予其现实指涉的功能，或者即便描述历史，也只是停留于对其进行道德与政治的指控或滑稽戏仿，但作为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乃至政治的人同特定历史和现实情境的复杂纠结和粘连，却被连根斩断了。

这也许就是前些年李陀先生提出对80年代以来形成的“纯文学”观念给予重新反思的理由之一。作为中国新时期最早鼓吹“现代派”的代表人物，李陀一改初衷地呼吁文学把目光从“纯文学”的狭小写字间，重新投向斑驳复杂的现实场景和社会进程，这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当然，也有学者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为纯文学进行辩护，但辩护者将李陀对文学重新介入现实的吁求理解为只是“关注底层，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这就是‘新左派’或‘新右派’们关注的社会问题”的话语权之争，担心文学“变成别的什么：社会学的调查报告，新闻纪录片的解说词，直抒胸臆的杂感，网络发牢骚的贴子……”，从而对“文学性”品质构成损害。（陈晓明：《在底层眺望纯文学》）这种提醒也许是善意和必要的，但其中显然存在着某种误读。以我的理解，所谓文学参与或介入现实，不能仅仅理解为将底层和现实题材作为叙述对象，而还应该在叙述过程中体现出创作主体的思想投射和发现。但事实上，在许多当代作家的笔下，“人”被描述成了在情欲和日常生存的煎熬下的命定和孤独的受难者和纯粹生物性的符码，当“苦难”和“底层” 获得了独立的、具有普泛性的所谓文学性品格，被高度抽象化和境遇化之后，固然能够产生颠覆既定伦理秩序和人性的诱人魅力及恒定的艺术价值，但这种现代主义的美学嗜好，对我们探究人与今日现实世界的复杂纠缠及其可能性，究竟有多大意义呢？

对此，蔡翔、薛毅等人关于底层以及“纯文学”的相关文章和对谈，对其中隐含的语义含混现象给予了具体的辨析。蔡翔坦言，包括他本人在内的诸多叙述中，底层也许掺杂着知识分子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文化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互相缠绕的情结。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面对的只是一个被叙述知识者出来的“底层”，真实的底层仍然处于一种匿名的状态。正因为如此，关于底层的叙说就显得游移不定、闪烁其辞。在文学研究和创作中，所谓文学性也经常被解读为一种封闭，回避同其他社会话语发生对流和碰撞的固定模式。

在精英话语一统天下的语境下，处于弱势地位的底层或许难以产生自己的代言人，“被叙述”注定是它摆脱不掉的宿命。那么，真实的底层究竟在哪儿？如果知识精英不能改变雄踞话语中心和高高在上的优越感，陶醉在中产阶级文化编织的话语谱系中流连忘返，不能将所谓“对灵魂的忧虑”和“对世界的忧虑”置于同等视域，我们可能就不仅不能有效地走近底层，反而在理智和情感上与之南辕北辙，日益隔膜。

尽管如此，蔡翔在一篇发表于1995年的散文《底层》中的描述，仍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这一概念的体认：

“对我来说，底层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道摇曳的生命风景，是我的来处，我的全部的生活都在这里开始。我常常在午夜醒来，默默倾听我的少年时代从窗外悄悄走过。”“然而有一天，革命开始兑现它的承诺，我们搬进一个巨大的新村。我看见无数高楼林立，崭新的学校，崭新的商店，我们在崭新的马路上发疯似地追逐。在那一刻，在我的少年时代，我们真诚地唱着：社会主义好！”“我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神话中走过，尽管我们贫穷，但是无怨无悔。我们以许多年过去了，革命似乎成了一个遥远的记忆，底层仍然在贫穷中挣扎，平等和公正仍然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承诺。旧的生活秩序正在解体，新的经济秩序则迅即地制造出它的上流社会。阶层分化的事实正在今天重演，权力大模大样地介入竞争，昨天的公子哥儿成了今天的大款大腕大爷，他们依靠各种权力背景疯狂地掠夺社会财富。权力和金钱可耻地结合。‘穷人’的概念再一次产生……”

近10年后重读这样富于体验性和情感色彩的叙述，仍然能够使人产生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这或许正是一些人士提出重新正视“社会主义遗产”的缘由所在。在过去的20世纪，席卷全球的社会主义思潮在给人类带来诸多灾难的同时，也创生出了一种新的道德评价体系，并且对被视为普世准则的资本主义价值观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一种狂飙突进的政治实践可能是失败了，可它毕竟为我们在以不平等为天然伦理秩序的壁垒之外寻找新的生存依据提供了启示和震撼，这决非仅仅以人道主义的激愤给予所谓彻底否定和清算就能轻而易举打发掉的。因为，长期被特权阶层用一种俯就姿态叙述着的中国底层阶级，正是通过社会主义实践头一次走到了历史的前台，从配角变成了主角，从被叙述变成了叙述的主体。他们不再只是作为“被启蒙者”的身份，而开始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到创造历史的主流中，这对既往社会秩序的确是粗暴的、充满“破坏性”的，一种彻头彻尾的异端的革命。

这种以异端和激进为主要特征的革命，势必会带来与之相适应的美学形式。在文艺范畴里，它们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者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等等。这些新的“革命文学”同传统的审美形态相比，在艺术上或许有些幼稚、粗陋和简单，不那么精致和“高级”，甚至是排斥“多样化”的，但他们从语言、叙述立场、文化趣味上，无疑是鲜活、朴素的、生动的，是直接从底层和人性内部迸发出来的。它们是一个长期被压迫和忽略的阶级在美学上的集体亮相和对传统艺术格局的决绝突破，因而，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既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体，又不仅仅是孤单的个人，始终带着鲜明的“阶级烙印”。在苏俄，从高尔基的《母亲》、《在底层》，到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在中国，从30年代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到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从四十年代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三里湾》，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到新中国建立后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和浩然的《艳阳天》等等，都可以看作是这种具有鲜明阶级特征的“底层叙事”不断强化和扩张的一个连续过程，并且逐渐构建起了一种新的“美学原则”，这种美学原则独立于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文化的话语谱系之外，在相当长的时段里对由学院、知识分子垄断的文学等级观念构成了强有力的冒犯。

如果我们只是着眼于革命文学写作依附于特定甚至僵硬政治理念的历史情境，而忽略了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创造出的一种具有独立文化形态的审美品质，显然是难以完整客观地评估其文学史乃至社会历史价值的。张炜最近发表在《上海文学》并引起争议的《精神的背景》一文，就试图对五六十年代文学进行重新评价。实际上，这种努力也出现在其他一些年轻学者的著述中，但对于主流知识界而言，这种声音仍然显得微弱，还处于边缘状态。因为众所周知，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恰恰是沿着一条对整个革命文学进行颠覆和否定的路径运行的。这种颠覆和否定，在80年代经由文学的主体性和现代派讨论逐步完成，一直到9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国的当代文学实现了从形式到内容的脱胎换骨。较之“革命文学”之前，这种转折或断裂显得更彻底、更系统，变得神圣不可侵犯，堪称一场声势浩大的“美学起义”，在一篇曾经产生广泛影响的诗学论文中，也被称之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新的美学原则崛起之后，作为叙述主体的“底层”黯然退位了，其一度清晰的面目再度变得模糊起来。或者说，它又回到了“被叙述的”那个语焉不详的位置，在牢固确立的当代文学格局当中，它重新变得无足轻重，甚至成为了某种倍受贬斥和嘲讽的对象。

的确，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之下，文学和文化必将融入到这种大合唱般的话语狂欢中间去，这差不多成了当今大多数人的普遍共识。在这股时代主流的冲击下，任何异质的、另类的、怀疑的声音都显得微不足道。茨威格半个多世纪以前在《异端的权利》一书中，曾经为持不同宗教和文化信仰者主张合法权利发出了严厉的提醒。但警惕和辨认政治专制也许是容易的，对于异端思想实行压制和排斥的隐蔽的话语霸权或文化殖民，却并非总是一目了然。相对于前者，它可能更容易让人在一种无休无止、类似于软型饮料的品咂中昏昏入睡，甚至逐渐放弃守护异见的权利。

在当前语境下，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构成部分。按照《梦幻与现实──中国中产阶级手册》一文的描述，中国社会已经迅速变成权贵资本的社会，一群雄心勃勃、能力超群的中国精英全面出山，他们就是近年来大量涌现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繁华都市、有着商业头脑和全球意识的年轻的“中国精英”。他们越来越多地关注自己的个人生活和兴趣。他们和他们的50年代完全不同，那一代太关注国事、天下事而忽略了自已的生活。很显然，中产阶级文化已然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其所代表的利益共享和文化强势位置，几乎使他们天然地拒绝着那些真正来自话语劣势处境的挑衅，对一切异端声音具有超常的整除、消解和改写能力，并且总是能够不动声色和巧妙地将其纳入到他们掌控的话语体系当中去。

包括关于底层的叙述也是如此。底层问题的浮出，最初也是来自于某些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畸零人”，比如张承志。按照蔡翔的看法，张承志在《心灵史》中最早“复活了有关‘穷人’和‘富人’的概念”，但这显然还不能充分估计出这部作品的真正内涵。

若干年后，《心灵史》也许将作为一部伟大的书被人们传读。因为在我看来，张承志使我们重新逼近和洞悉了一些很久以来被搁置和忘却了的概念，例如种群信仰、人民主权、阶级冲突，革命与人性，等等。这一切出现在日常叙述逐显普泛化趋势的90年代初期，无疑显得那么尖锐刺耳、不和谐。当然，《心灵史》也受到了少数文化精英的肯定和欣赏，但这也是以剔除了其中若干敏感和刺眼的价值取向作为前提，刻意取舍和选择，被当成一部抽空历史感的寓言和传奇作品进行抽象化、民间化的结果。

所谓“民间”，是90年代以后被不少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认同的一种颇为时兴和有效的阐释方法。在这种叙述中，民间相对于官方、主流以及“宏大叙事”和精英文化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