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介仑：湖南益阳尿毒症毒贩群落

一连数天阴雨过后，太阳还是没有出来，步入夏季的湖南益阳，气温已经不低。

53岁的李建平穿着厚厚的长衣长裤，气喘吁吁地从家润多超市走了出来，超市离益阳市桥北汽车站不过百米之遥，他每走上几步，都要歇一歇。这个身高一米七二、曾经魁梧健壮的汉子，现在已经虚弱不堪，浮肿的双腿如同灌了铅一样沉重，周身是极其不适的肿胀感，一周三次血液透析，明天又要到日子了。

从沅江来到益阳，他与爱人在三个月前在车站附近住了下来，出租屋很破旧，但房租便宜，每个月的租金连同水电费加起来才200块钱。已经在益阳考察了这么长的时间，还是没能找到合适的生意做，李建平十分焦虑。

家润多超市在一楼，二楼新开了一家小旅社，8个房间，生意不错，旅社老板正准备转让出去，转让费4万块钱，两口子瞄准了这个营生，前前后后去看了很多次，但一直没有筹到这笔钱，不得不一次次遗憾而返。

从1996年确诊，李建平患尿毒症已经13年，家里的积蓄早已全部花光，亲戚朋友能借的也早就借遍了。这几天里，除了身体上的病痛，他的无助与无奈溢于言表。

2004年，因贩毒并在家里被缉毒大队搜出海洛因22克，李建平被判有期徒刑7年，目前依旧处于监外执行期。

教书

益阳，下辖桃江县、安化县、南县、沅江市和大通湖区。从沅江搭乘4路公交车，40分钟后可以到达一个叫做南竹山的小镇。

南竹山中学位于小镇的边缘，在4路公交车过往的石子路一侧，学校大门格外显眼。截至2008年6月被开除公职，李建平在这个中学做体育教师已整整30年。

学校内总计有四排房子，第一排和最后一排是教师宿舍，中间两排为教室。李建平的宿舍在第一排最靠里的一间，没有门牌号。为了便于识别，李建平在墙上亲手用毛笔写上了“196”的号牌和“李建平”三个字。

尽管与学校脱离了工作关系，工资已经停发，但学校依旧给李建平保留着这个住处，这也是他们一家四口在南竹山唯一的家园。

出生于1956年的李建平是家里的老大，有一个弟弟在广州做货运生意，经济状况相对不错，曾帮了他很大的忙；父亲今年已经70多岁了，体格不是很好；而他的母亲则早在46岁那年，便因患与李建平同样的疾病早早过世了。

李建平被查出患上尿毒症是在1996年，而且因为是“多囊肝、多囊肾”，他甚至不能进行肾脏移植手术，最终只能通过血液透析来维持生命，而这种“多囊肝、多囊肾”是“娘胎里带来的”，是遗传性疾病。

1976年，李建平高中毕业后，到离家不远的小学教了一年半小学语文。1978年底，李建平高中时代的一位老师已调任沅江市体委主任，在这位恩师的举荐下，具备体育特长的李建平顺利来到南竹山中学，成为了该校一名优秀的体育教师。李建平至今颇为自豪的是，他的100米最好成绩是12秒，跳远在6米以上。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李建平几乎每年都会被评为南竹山中学乃至全市优秀教师和先进个人，现在的南竹山中学里，有多位任课教师及部分学校领导就是李建平曾经一手带过的学生。在学生中间，李建平是一位很有威望也深受爱戴的老师，在同事们中间，李建平的仗义及诚恳使得他很有人缘。只是，这种美好的印象在他病后一点点消退，甚至在2004年，他几乎成了南竹山中学的耻辱。

贩毒

患病后，南竹山中学的师生曾多次为李建平举行慈善募捐并上报沅江市教育局及益阳市教育局申请资助，但拿到手里的款项，杯水车薪。李建平也曾咬牙坚持着在南竹山中学继续上了两年课，直到1998年底，病情逐渐恶化，他发现自己再也支撑不下去了。

从1996年到2004年，李建平在8年的时间里辗转多家医院做过透析。在1996年之前，益阳和沅江的医院甚至很少有透析机。他从长沙到益阳，再从益阳到沅江，直到各个地区先后都开设了透析室。

病前，爱人梁美云通过经营副食批发存了10多万元，但短短几年，家里变得一贫如洗，虽然南竹山中学给予报销了部分医疗费用，但需要个人自费的部分仍旧让他负担了数万元外债。到最后，80万已经花了出去，再借钱已经无处可借了。

2004年夏，李建平的女儿考上了长沙铁道学院，一家人为此又喜又忧，在自己的医疗费用都支付不起的情况下，还要为女儿的学费发愁。到底怎么才能弄到钱呢？李建平一下子陷入了困顿。沅江有几个尿毒症老病号，李建平在这个时期和他们混熟了，而这些人从事毒品交易已经好几年，“没有办法，我就和他们走近了。”

在与毒品接触前，李建平曾给沅江市教育局打了一个报告。在报告中他说，自己得病近10年来，积蓄已经花光，再也无处筹措资金，南竹山中学的领导虽然已经帮了很大忙，但依旧不能解决问题，希望教育局能够妥善处理他的医疗费用。否则，他就什么都不管了，去做毒品交易。“让益阳教育系统出我一个败类好了。”

报告交到沅江市教育局局长手中，正局长推给副局长，副局长转到财务处，最后决定给予李建平一次性资助2000元。当时，恰逢南竹山中学一名学生大面积烧伤，学校又从中抽走了1000元，李建平实际拿到手的，只有区区1000块钱，这与他高昂的医疗支出是无法对接的。

几次尝试在沅江市教育局跳楼都没有成功后，李建平决定去做他的“生意”。

李建平为此做过颇为详尽的调查。他了解到，在沅江，已经有好几名尿毒症病人做毒品生意发了财，不但医疗费用高枕无忧，而且起了房子、买了小车，生活得颇为气派。

就是在南竹山中学这间破旧的宿舍里，在其他病友的信任和鼎力支持下，李建平开始了传统毒品――海洛因的买卖，只是与其他尿毒症病人的无所顾忌略有不同，李建平白天不做，只做晚上，但生意一直很好，前后做了4个月，净利润7万多。

当沅江市公安局缉毒大队派出数十名民警包围南竹山中学时，李建平看了看操场停靠的六辆警车，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警方除当场将给他送货的女毒贩抓获外，还从李建平住所搜出22克海洛因。正是这22克，让他获刑7年，但碍于身体原因，并且得到了在湖南省公安厅供职的某位学生的帮助，李建平又先后用了4万元打通关节，最终获得监外执行的机会。

穷途

在沅江市医院，尿毒症病人每次透析的费用大致为350元，如果把材料费和口服用药全部加起来的话，每次透析至少需要400多元，而像李建平这样的老病人，假若每个月透析12次，那么单纯透析这一项，每年就得6万元。

李建平的透析费用在免职前有80%由沅江市教育局公费医疗办报销，透析期间的材料费可以报销25%，但他还是直呼受不了、太高了。

这两年，李建平在医院做透析期间，经常会碰到一些生活极其困难的病人，这些人往往是上有老下有小。看到这样的场景，他心里很沉重，觉得这些病人与他一样可怜，非常值得同情，于是每当有类似的尿毒症病人过来向他问询有关毒品生意的细节时，他都会一五一十、毫无保留地告知，并主动“帮”几个病人牵线做起了“生意”。

2004年刚开始“做生意”时，李建平还有些顾虑：首先他害怕自己因为贩毒而被学校开除（直到2008年他才被南竹山中学予以开除，为此他很感激校领导）；另外，他对毒品的危害有深刻的认知，“一沾毒品，连畜生都不如了。”

但现实的困境一点点吞噬了他的顾虑，他现在后悔的则是：自己太保守了，没有早几年做这个生意，否则现在的他，早已经是百万富翁了。

在李建平反悔没早几年贩毒的时候，40岁的谢永中也跃跃欲试准备加入贩毒者行列。谢住在沅江市泥江口镇的一个小村里，今年春节确诊得了尿毒症。在医院做检查和透析期间，他多次见到买毒者到血透中心与尿毒症病人进行交易，病人将毒品给买者，病人家属在一侧收钱。最初，曾有人将100元钞票递到正躺在病床上做透析的谢永中眼前，问他有没有货，那时他尚不知情，不知道“货”是什么，感到莫明其妙。后来的他逐渐知道，原来大家都在做的，是他历来敬而远之的毒品生意。

在医院里，谢永中不止一次听到病友之间的寒暄：“最近生意做得怎么样啊？”透析室的大夫与护士也曾劝慰病后悲观的谢永中：“怕什么？很多人做这个生意还发了财呢，你只能做这个生意。”妻子黄凤归说，医院的大夫对病人贩毒的情况了如指掌，不加干涉，也没见警察过来抓过。“可以这么说，10个病人里，9个人手里有白粉。”

2009年5月5日，刚刚从益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做完透析归来的谢永中来到岳母家里，背着其他人，他与爱人黄凤归进行了一次深入交流，最终，两人达成了一致意见：他决定尝试着与其他毒贩接触一下，如果能搞到货，就试着做做。

每天早晨，谢永中都要到自家房后的稻田里站一会，这两天，他一直在寻思：其他做生意的尿毒症病人都在益阳有了固定的住所，而自己住的村子离益阳市太远。他决定，下次透析完之后，如果有机会，就去益阳的桃花仑附近转一转，看看能不能租个房间住下来。

困境

“尿毒症（患者）贩毒，到处都是。公安局长都说，像这种病人，法律也拿他没办法。关，关不得。给他治病，没人出钱。不治病，就得死人。沅江四五十个尿毒症病人，几乎人人贩毒，基本上都被判过刑了，但政府关他们了吗？没办法。”李建平说。

事实上，尿毒症患者贩毒的高比例让沅江市公安局缉毒大队长冷劲都感到震惊。整个益阳地区，尿毒症病人总计400 余人，大多数分布在各个区县和乡村，生活条件颇为贫苦，大多数病人已无法负担医疗费用。近年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出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患者的部分压力，但低于30%的报销额度对于基本以务农为生的病人来讲，这笔救济无疑是杯水车薪。这种情况下，许多病人被推到了贩毒的不归路。益阳地区大部分的毒品交易，恰恰是通过尿毒症等重症病人作为桥梁而分销到吸毒者手中的。

但可憎的犯罪事实与尿毒症病人的悲惨处境放在一起，却让作为执法者的冷劲矛盾万分。2008年初，为了起到震慑重症病人贩毒的目的，沅江公安局曾将涉毒2700克的尿毒症病人张某关押。在关押的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张的病情多次反复，医院连续三次发病危通知书给警方。犯人每两天就需要到医院做透析一次，每次公安局就专门派出三名干警一部警车全程陪护，费力费神，“前后花了7万多。”在医院病危通知书第三次下发后，公安局无计可施，出于人道主义，只好把犯人又放了回去。

与尿毒症毒贩反反复复斗争了很多年，益阳市公安局及各区县公安分局，陷入了尴尬境地，到底是抓还是不抓呢？冷劲了解到，有些地方公安局基本上已经不再去管这些重症毒贩了，但冷劲并不希望沅江也成为这个样子。

沅江市公安局政工科干部郭一红多年来都在跟踪调查尿毒症病人贩毒。在他看来，毒品批量进入沅江，开始于15年前，而1994年到1998年间，吸毒者数量迅速增加，正是在这个时段，沅江及周边医院做透析的尿毒症病人开始发现了毒品交易的生财或救命之道。

益阳市中心医院血液净化中心的主任郭正科时常要抽出时间来回答一些民警的问询，并配合警方提供某位病人的病情证明，而这些民警，来自各公安局的缉毒科。

郭正科说，他并不清楚病人是否会在血透中心从事毒品交易，但一般陌生人是不允许进入血透中心的，但来者若与病人交流，他们到底在交流什么，医护人员也不好多问。

尿毒症贩毒者的数量正在不断发展壮大，甚至互相传染，到现在，该人群已基本垄断了沅江市“零包贩毒”的整个市场。冷劲说，吸毒人员借由尿毒症病人畅快地与上游毒枭直接贯通，吸毒者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到毒品，购买毒品如同购买香烟一样便捷，这给缉毒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益阳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管理局局长肖彬面对特殊病人贩毒的大量事实，颇为难过。首先，她认为这些病人是非常值得同情的，更需要理解，但他们走上这样一条犯罪的道路，显然是不能被认可的，但社会给予病人的救助却无法真正落实，应该说，是低级的医疗保障体系把病人“逼上了梁山”。为此，她时常感到工作的力不从心。

2006年开始，益阳市民政局推出城乡特困家庭大病医疗救助，救助对象包括城市的低保对象和农村的五保对象。如果上述人群因患尿毒症、癌症、白血病、红斑狼疮等五种疾病，医疗费用超过一定范围造成生活难以继续的，可以到民政部门申请医疗救助，“但上限仅仅是2000 元。”

已患病13年的李建平，现在手里也只有2000块钱了，而且还是前几天借来的，可明天就要到医院做透析了，上月欠下的5000元透析费，还没有结清，手里的钱根本不够，更不要说盘下那家旅社了。在逼仄的出租屋里，李建平侧躺在低矮的木床上，眼神里一片迷茫，面对爱人梁美云一遍遍的唠叨，他一言不发。良久，他轻轻点燃一根烟，猛吸了一口，吐了出来，狠狠地说“：如果实在没有办法，我就再去冒一次险！”

中国尿毒症病人的困境

4月10日，本刊（南都周刊）报道了北京通州10名尿毒症病人因为没钱进医院而自助透析的辛酸故事：《自助透析者：未来仍然很迷茫》。在目前的医保体系下，尿毒症对于穷人而言，是他们无力摆脱的魔鬼。

据中华医学会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大约有150万尿毒症患者，且每年约新增12万人，这其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患者会去做透析治疗，其他上百万的人群中部分是没钱治疗。另据一项调查，在患尿毒症的总人数中，贫困家庭的患者占到80%左右。

尿毒症患者必须通过每周2-3次到医院进行4-5小时的血液透析，排出体内多余的体液和毒素，以保证基本的生存质量。现在国内血液透析费用是每次400-500元人民币，全年的血液透析治疗费用即5万元人民币左右，这还不包括其他检查和治疗费用，而患者一旦进入血液透析，就将进入持续、不间断的治疗之中。

我国目前的医疗保障还存在着种种缺陷，比如发达地区覆盖面广、保障水平高，欠发达地区正好相反，低覆盖、低水平。这种现状使得同样的患病者，因户籍地不同，享受到的医保水平各异，生存质量大相径庭。而且，不论是城镇医保还是农村合作医疗，报销比例有限，患大病还需限额报销等等。要解决目前患重大疾病倾家荡产的现状，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出台大病救助制度。

来源：《南都周刊》 作者：齐介仑 唐笑天/湖南益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