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兼明：信息时代政府禁绝不了批评之声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要求抓好重大突发事件和群众关注热点问题的公开，客观公布事件进展、政府举措、公众防范措施和调查处理结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在中国红十字会遭遇信誉危机和温州动车“7・23”事故处理过程频遭广泛质疑和批评的背景下，《意见》的出台，可谓正当其时，体现了中央领导层对当下社会情态变化的深刻把握。

国务院新闻办网络局副局长、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主任刘正荣日前在西安亦表示，“去年，75%的网络舆论热点事件都是因为基层政府部门回应不及时造成的”，“网络时代，造成了社会舆论的多元化。”公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处于信息传播的中心位置，社会舆论的规模越来越大。信息时代最大的特征，就是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传播手段的日新月异。截至今年6月，我国手机用户已突破9亿，上网人数已达4。85亿，平均每200个人有一个网站，博客用户有2。5亿。以1。95亿的微博用户为例，140个字的信息量，只要1秒钟的传播时间，如果每个人有100个粉丝，10%的粉丝跟着转发，只需转发4次，几秒钟，就可以达到1亿人次的信息覆盖。由于每个使用者都可以拥有这样的信息传播手段和速度（1秒钟），让自己的所见所闻得到广泛传播，因此，每个人都是记者，每个人的微博都可以是新闻发布的平台，成为“自媒体”。温州动车事故，网友从上传消息、录影录像到航拍，就证明这已是一个不争的、客观的现实存在了。此时，话语权再不能被垄断在官方、资方或少数知识精英的手中，而只会被分散在互联网的每个角落。你不公布我公布，谁拥有真相，谁就拥有分量。正如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李永刚所说：“单就个体网民而言，他的每一次点击、回帖、跟帖、转帖，其效果都小得可以忽略；他在这样做时，也未必清楚同类和同伴在哪里。但就是这样看似无力和孤立的行动，一旦快速聚集起来，孤掌就变成了共鸣，小众就扩张为大众，陌生人就组成了声音嘹亮的行动集团。”―在这样一种由技术变革带来的话语权力格局的剧变面前，任何体系都控制不了互联网系统内信息的自由流动，禁绝不了不同的声音。

就是说，今天的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也永远回不去了。那个时代，是今天大多数中国人不愿意重新揭开的伤口。这也就意味着，对政府的批评（包括正确和错误的意见）、对不良企业黑幕的揭露、对不同于官方的意见，等等，再也不可能从包括网络在内的民间舆论中驱除干净。在真相无法被掩盖、批评不能被禁绝的条件下，如果还停留在传统的“舆论管制”思维中，执著于对真相发布的垄断，容不得公众或媒体的质疑和批评，以为这样才有利于稳定，有利于大局，有利于自我形象的维护，结果只会使政府陷入越来越大的被动，让民间的不满越积越厚，矛头所指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尖锐：本来只是一个地方、一个部门涉事，为了控制真相的发布、抵制舆论的质疑和追问，往往导致越来越多的地方和部门涉入其中；本来民众不满的矛头，只是指向基层的某个官员，但为了维持所谓的稳定、形象和大局而进行的信息控制，相应层级的官官相护，终于使民意不满的矛头越抬越高，从而指向一层又一层的“上级”，最终指向中央，指向根本的政治制度。

这种结果，显然是执政者所不愿见的，也不利于真正的稳定、真正的大局和对政府形象的真正维护。或许，这正是中央印发《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的原因。《意见》一方面要求抓好重大突发事件和群众关注热点问题的及时公开，一方面强调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强化社会监督，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实际上，对于各级政府是否及时公开了重大突发事件和群众关注热点问题的充分信息，应该有一个衡量的标准。这个标准并不在官方的自说自话中，而在民意舆情的表达中，即要看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是否能够容纳媒体和网络的独立报道，包括对政府的质疑和批评。

传播技术进步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不但使个人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得，而且使这种表达成了一种可以引导和推动现实社会发生改变的力量，它同时改善了公民个人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状况，让个人有能力集结起来对抗一切信息黑洞、对抗对公民合法权利形成侵害的公权力。正如一家著名的财经商业杂志的评论所说：就现在而言，中国人已经发现一种针对地方腐败的新工具，那就是微博。政府的信息公开，只有有意识地与这种力量结合起来，形成合力而不是相互抵制，才能够推动中国社会循着温和、良性的变革轨道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