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新闻业的尊严与救赎

2014年9月4日，上海警方宣布侦破一起特大新闻敲诈犯罪案，涉案的21世纪网主编等8名嫌犯被抓捕归案。警方称，2013年11月以来，21世纪网主编刘某、副主编周某以及部分采编经营人员，通过上海润言、深圳鑫麒麟等财经类公关公司，以21世

纪网为主要平台，采取公关公司招揽介绍和业内新闻记者物色筛选等方式，寻找具有“上市”“拟上市”“重组”“转型”等题材的上市公司或知名企业作为“目

标”进行非法活动。对于愿意做“正面宣传”的企业，嫌犯在收取高额费用后，通过夸大正面事实或掩盖负面问题进行“正面报道”；对不与之合作的企业，就在21世纪网等平台发布负面报道进行恶意攻击，以此要挟企业投放广告或签订合作协议，单位和个人从中获取高额广告费或好处费。

21世纪网的案例，在当今中国绝对不是孤案。

两年前，财新传媒的一篇报道《IPO有偿沉默》就揭露过这一现象。这篇文章指出，部分媒体的“有偿沉默”，已经成为当前新股首次发行（IPO）过程中的一

个普遍现象，形成了一条达到每年数十亿元规模的灰色产业链，催生了一批以此为生的中介机构。在这一灰色的利益链条上，一些媒体和中介机构趁虚而入，分得一

杯羹。

媒体人石扉客分析说，21世纪网的案发，会对整个行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一事件是否会改变媒体的潜规则，我并不乐观。谁能保证那些比21世纪网更脏的媒体会走上正路呢？

中国新闻业，曾有过自己的辉煌。比如民国时不少报业拥有很大的影响力，新闻职业亦受社会追捧。那些大笔如椽的报人如邹韬奋、张季鸾、陈布雷、徐铸成，莫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至今名垂青史。

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曾任上海市市长的俞鸿钧，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并留校任教，当时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新闻记者，最终在英文《大陆晚报》谋得记者席位。

他写道：“我羡慕新闻记者的第一点是他们的权威，对于各种案情他们都可以查问，而法官与双方当事人与律师都愿意详细地告诉他们。尤其他们在报纸上可以充分

发表自己的意见，可以伸张正义，主持公道，而且可以影响到舆论。当时我想这样更可以为人喉舌，替人申冤，减少社会的不平，所以我下定决心要做一个新闻记

者。”（俞鸿钧《回忆我的记者生涯》，台北《报学》第1卷第7期，1955年4月。）

1926年9月1日，张季鸾先生在《大公报》上发表《本社同人旨趣》中提出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主张，至今仍然那么星光闪耀。记者是“无冕之王”的说法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

但是今天，新闻记者的地位，每况愈下。一方面，中国新闻行业的外部环境未得到改善，新媒体时代的媒体经营困境加剧；另一方

面，新闻寻租也日益严重，从正面宣传或软文，到“红包”与“车马费”盛行，一些媒体和记者打着新闻报道乃至舆论监督的旗号，巧取甚至勒索钱财，导致个人道

德品质、法制底线与新闻职业角色的严重异化。

就在21世纪网案发前几天的2014年8月31日下午，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获得了2014年拉蒙•麦格赛赛奖。麦格赛赛奖评委会主席胡安•桑托斯现场宣

读了授奖词，并提出评委会将此奖授予胡舒立，因其“对于新闻真相的不懈追求，对于政府和商业透明度、诚信度提升的无畏推动，对于更具独立精神、更专业的新

闻报道的着力倡导。”

评委会同时认为，“胡舒立作为一名记者和媒体管理者的成就证明，在中国建立世界领先的媒体是可能的，他们在坚持专业、正直、独立的同时，能够充分利用新技术手段，并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不过，胡舒立多少有些孤独，因为她和她的同道们所坚守的，长期总被那些行业内的寻租者腐败行为所连累。他们的奋斗与坚守，也未能挽救中国新闻业的整体性的信誉低迷。以至于今年高考填报志愿时，不少记者动员学子们不要填报新闻传播专业，他们的理由是新闻行业社会地位低，收入比较低，工作环境也比较差，没有生活的尊严。

 传媒业的乱象，不过是社会普遍乱象的反应。我曾经寄希望于这个行业有着比其他场域更高的道德追求，现在看来，这一期望不切实际。因为人的自私基因，决定着他们求利的本能。而且，中国传媒业有着可能是最复杂、最混乱的体制，使得传媒业生态环境更为奇特。

中央编译局的何增科博士在其《反腐新路》一书中分析说：“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事业单位兼有官办和商业化运作特征的体制，是该领域各种不正之风产生的制度根

源。”另外，在笔者看来，中国公众也没有形成理性基础之上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他们所需要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传媒业――反官仇富就是一种普遍的反映。

那么，中国日益腐败的传媒业是否有赎救之道呢？

赎救之道之一，就是建立和完善自律机制。

个体的自觉是一件很难的事，但行业性、组织性的自律机制的完善，会造就良好的行业习惯，成为一种无形的示范性与制约性力量。新闻专业主义有不同的信条，如

国际新闻从业者联盟（IFJ）在其官方网站上，将新闻专业主义归纳为如下一些基本概念：真实（truthfulness）、准确（accuracy）、客

观（objectivity）、公正/公平（impartiality /fairness）与公共责任（public

accountability），等等。但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内部保证，多依赖于相对完善的自律机制。所以全球有信誉的传媒业，都有比较系统的行业规范和自

律制度，无论是BBC，还是《纽约时报》，其内容的管理规则详细而有力。如《纽约时报》于2003年5月11日自揭该报记者布莱尔大肆编造独家新闻的老

底。因为这一事件，布莱尔被立刻解雇。而该报执行总编辑豪威尔•莱尼斯与总编辑杰拉尔德•博伊德双双宣布辞职。

除了各媒体内部有比较详细的操作规范外，管理规范的国家还成立各种不同的行业性组织，如报业评议委员会，记者公会等，这些行业性组织也会制订行业性的规

范。如1874年瑞典时事评论家俱乐部（The Publicist’

Club）成立。其主要宗旨是建立新闻传媒业的业务和道德方面的职业标准，定期检查各报社的执行情况，避免传媒业内部腐败或受外界攻击，以维护新闻业的尊

严，使其恪守责任。1908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创办人沃尔特•威廉(Walter

Williams)主持制定的《新闻工作者守则》（亦译为《报人信条》、《报人守则》)，首次系统地提出了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美国记者公会于1934年制

订《新闻工作者道德律》。美国的广播（1937年）和电视（1952年）也各自拟定了对行业的规范和准则。

中国新闻行业内部，一直有一种不寻常的潜规则，即同行不相互批评。所以财新传媒多次批评同行的不良作为，反倒是一种另类。应该说，财新传媒的做法是值得称道的，因为传媒业不需要非正义的攻守同盟，对行业内的不规范甚至是犯法行为，应该放声揭露，因为同行的揭露，往往更容易掌握核心事实，也就更有力量。财新的《IPO有偿沉默》报道，何尝不是对行业的警告呢？

赎救之道之二，理顺传媒体制，并尽快出台新闻法。

如果说，自律是一种处于柔性到半刚性的控制形态，那么更有力的当然是法律的刚性强制控制。英国销量最高

的周末小报《世界新闻报》因为窃听丑闻便受到法律的终究。2011年8月2日，时年71岁的《世界新闻报》前总编斯图亚特-库特纳在伦敦被捕，他被指控涉

嫌参与电话窃听，及贿赂警察以获取敏感信息。世界著名新闻大亨默多克迫于压力，不得不停办这一百年老报。当时，英国主要反对党工党甚至谴责说，卡梅伦当初

聘用了前《世界新闻报》总编库尔森做媒体发言人是犯下了严重错误。窃听丑闻还对伦敦警队造成巨大影响，继伦敦大都会警察总监保罗•史蒂文森爵士周日宣布辞

职后，副总监耶茨也在周一因为2009年调查《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失当而辞职。

 这次官方对21世纪网的打击，相信会对行业产生一定的冲击。令人遗憾的是，中国虽然在刑法和民法等法律中，有涉及到传媒的权利和责任的规定。

但中国没有专门性的新闻法，因此传媒业似乎是“法外之地”。传媒业的权利得不到充分的保障，传媒业的各种不良甚至是不法作为也往往没有得到及时追究与处罚。  

这是传媒业的不幸，也是国人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