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汉奇：与时俱进的中国新闻传播学

新闻传播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也是一门边缘的学科，它和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伦理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语言、文字、宗教、礼俗、风尚、体育、艺术、戏曲、电影、摄影、音乐、绘画和自然科学中的印刷、邮电、交通、航天、电子、信息、网络等众多的学科，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一门“皋牢百代，卢牟六合，贯穴古今，笼罩中外”，边缘性和交叉性都很强的学科。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和近现代以来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

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100多年，是中国新闻传播事业飞速发展的时期。20世纪的初叶，中国只有125家报纸和几家规模很小的通讯社，报纸的总发行量不超过10万份，通讯社的总发稿量不超过1000份。整个新闻传播事业的家当不过几十万元。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20世纪20年代初期，有了广播；50年代后期，有了电视；80年代后期，有了互联网。近年来，又出现了手机媒体。新闻传播的手段日趋现代化，新闻传播的渠道和媒介日趋多元化。时至今日，全国除了两家世界级的通讯社之外，还有2053家报纸，1585座广播电台，1108座电视台，37?1万个网站，和大量的电子报刊。报纸的年印数超过300亿份，日销量达8200万份，居世界第一。广播的人口覆盖率达到90?35％，按人数计，是世界第一。电视拥有的观众家庭户超过34亿，人口覆盖率达到91?95％，按人数计，也是世界第一。上网计算机的数量已超过2083万台，互联网的上网人数则排在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达到6800万。手机用户2?5亿，2002年全年的发信总量约900亿条，2003年一季度的发信总量约174?5亿条，平均日收发短信（SMS）246亿条，同居世界前列。2002年各种媒体的广告收入已超过827亿元，媒体广告市场在全球广告市场的排行，已由2000年的第10位，跃居前五位，与德国、英国相当。2003年全年各媒体的广告收入预计将突破1000亿元。媒体从业人员的总数，也已接近80万。以上情况表明，新闻传播事业在中国，已经成为既有重大社会效益，也有丰厚经济效益的事业，成为联接新闻信息产业和以高科技为特征的传播技术产业的桥梁。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如此迅猛的发展，自然给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带来了重大的契机。它既期待和呼唤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也极大地促进和推动了新闻传播学研究工作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名家文丛方汉奇自选集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和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政治形势的发展，也有着紧密的联系。

新闻学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德国，传播学诞生于20世纪初的美国，都源于西方。中国从19世纪70年代起，才开始有新闻学论著，从20世纪80年代起，才开始有传播学的论著。其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起于19世纪70年代，止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历时约80年。这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起步的时期。1873年《申报》发表的《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是迄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一篇涉及新闻理论的文字。从19世纪的最后20年到20世纪初的30 年间，称得上研究成果的只有若干篇散见于报刊上的新闻学论文，包括郑观应写的《盛世危言・日报》、王韬写的《论各省宜设新报馆》和梁启超写的《本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及《敬告我同业诸君》等。直到1917年才有了第一部新闻史方面的专著姚公鹤的《上海报纸小史》；1919年才开始出版了第一部新闻理论方面的专著徐宝璜的《新闻学》。这以后的30年，累计出版了近百部新闻学的专著，涉及新闻史、新闻理论、新闻实务等各个方面，涌现过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如前引的徐宝璜的《新闻学》和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但总体水平还不高。传播学的研究，开始受到关注，但没有展开。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研究，开始起步，但还缺少专著。

第二个阶段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历时近30年。这是在新的起点上摸索前进的时期。这一时期主要进行的还是新闻学方面的研究，从时间看，集中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7年。成绩较大的是对现代革命报刊史特别是中共党报史的研究，代表性的成果是高级党校和人大、复旦两所大学新闻系教师共同编写的那部内部发行的《现代革命报刊史讲义》。其次是有关苏联办报经验的研究，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教材专著和译著，如《联共（布）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汇编》、《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等，介绍了不少苏联模式的办报思想和办报实践。再次是关于新闻理论、新闻实务的研究，特别是有关马恩列斯和毛泽东、刘少奇新闻思想的研究和报纸性质的研究。累计出版的新闻学方面的教材和专著近290种。从数量看，已大大超过了前一阶段。但受多次政治运动和“左”的思想影响，内容有不少“左”的痕迹。其间，也涌现过一批探索性的研究成果，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师在50年代后期集体编写的包括新闻理论、新闻史和新闻实务在内的系列教材和复旦大学王中教授编写的《新闻学原理》，但前一批教材还没有公开出版，就遭到了来自“左”的方面的批判。经陆定一担任部长的中宣部派出工作组出面干预后，才得到纠正。后一部书不仅遭到批判，书的作者还因其中的某些观点，在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这种“左”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由林彪和“四人帮”组织一批打手炮制的大批判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更把“左”的新闻思想发展到了极致。

第三个阶段从1978年到现在，将近25年。这是中国新闻传播学迅猛发展的时期。实践检验真理的讨论，改革开放大潮的汹涌澎湃和中国的入世，都极大地促进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开展。从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内，累计出版的相关专著和教材近2500种，论文则数以万计，是前两个阶段的十几倍到几十倍。其中新闻史的研究，由于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需要，开展得最为蓬勃。通史、编年史、断代史、个别报纸的专史和报人的传记，以及地方新闻史志的编写工作，硕果累累。新闻理论的研究，在拨乱反正的大背景下，也全面展开。涉及到对经典作家新闻思想的正确理解、新闻观念的更新、报纸的性质和作用、新闻的真实性、新闻的规律、新闻的价值取向、党报工作的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舆论调查、受众调查，以及新闻心理学和新闻美学的研究等众多问题。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新闻学者开始更多地关注新闻改革、舆论导向、新闻策划、新闻法制、媒介经济、公关广告、广播电视、晚报和都市报、“信息高速公路”和新兴的网络媒体等方面的研究，并就新闻、报纸的商品性及如何看待新闻策划等问题，展开过讨论。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传播学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学者们在引进西方各传播学学派研究成果的同时，在传播学的原理与应用、传播的功能、传播的心理、人际传播、跨文化传播、传播学的研究思路、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和传播学的本土化等方面，作了大量的探索。召开过多次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涌现了一大批专攻传播学的学者和传播学方面的新著，同时还开展了传播受众和网络传播的研究。这使整个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由不被承认，不受重视，发展到空前活跃和空前的繁荣。除了出版专著外，改革开放以来陆续恢复出版的《新闻战线》、《中国记者》和新创刊的《新闻研究资料》、《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新闻争鸣与探索》、《新闻爱好者》等专业刊物，1982年创刊、其后坚持逐年出版的《中国新闻年鉴》，以及90年代初期集中新闻学界的一批骨干力量编写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则为这一时期新闻学研究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园地。党的十六大召开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重点，除了按照讲政治的要求，以新的思路、新的方法，加强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研究之外，更多地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有关新闻改革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开始。90年代的最初几年，就有不少这方面的文章问世。当时着重探讨的，是新闻事业的运作如何与市场经济的体制相接轨的问题，涉及信息传播滞后于经济活动，不重视受众的关切度，不重视市场的价值法则，与报纸应增强开放意识等问题。不少文章还提出了如何树立新观念的问题，即如何树立报刊是特殊商品的新观念，如何树立报刊运作方式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的新观念，如何树立报刊体制从机关向企业转变的新观念等问题。有关研究部门还召开过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新闻实践，推动新闻改革”为主题的多次学术研讨会，进行这方面的探讨。十六大以后，新闻改革的动作加大。

2003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对如何改进会议新闻的报道、中央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中央领导同志外事活动的报道、地方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和活动的新闻报道，以及如何改进新闻报道的采编播发，都作了具体的规定，采取了许多精简的措施。

此后不久，有关部门又推出了除科技类出版物外，今年9月之前将不得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征订明年度报刊的规定。这些举措，都有利于新闻改革，深受学者的推重和肯定。新近提出来探讨，并引起广泛关注的涉及新闻改革的问题，是如何尊重公民的知情权及如何增加新闻报道的时效性和透明度的问题。这方面的探讨，是从南丹特大矿难，孙志刚被无端收容和被殴致死，特别是“非典”疫情大面积扩散后开始的。目前，这方面的讨论还在进行之中。多数研究者的意见，认为新闻媒体和有关的主管部门应该从上述事件的报道中吸取教训，应该相信公众的判断力，应该尊重公民的知情权，应该适当改变任意以“内外有别”和“外松内紧”为由，控制和迟滞信息发布的观念和做法。目前的社会，已经是一个高度流动的全球化的社会，把信息公开、透明、及时地告知于公众，既是媒体的责任，也是对公众的信任。它不仅不会引起公众的恐慌，而且还能够稳定公众的情绪，大大地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此外，不少学者还开始进行有关传媒体制改革的探索。认为制约传媒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仍严重存在，传媒领域的宏观改革滞后于微观改革，传媒体制改革已成为当前传媒发展上必须顺应的潮流与要求。其次，是有关新闻立法问题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同样起始于改革开放初期。早在1978年的第五届全国人大和政治协商会议上，就有代表和委员提出要求新闻立法的议案。

1983年召开的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又有几个省的代表提出过类似的提案。主张实行新闻立法，以落实我国宪法中早就规定的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为了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工作，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从1984年1 月起，就开始着手收集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历次会议上关于新闻立法的提案和发言，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新闻立法的文章和材料和我国历史上的新闻法规及世界各国已颁布的各项新闻法规，作为起草我们自己的新闻法的参考。并于同年5 月与社科院新闻所联合成立了“新闻法研究室”，出版了不定期的《新闻法通讯》和两本《各国新闻出版法选辑》，接着又由有关负责人牵头，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等地邀集新闻界和法学界的学者和业者们举行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以此为基础，拟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草案》的初稿和二稿。1987年1 月国家新闻出版署成立，新闻法和出版法的起草工作改由该署负责。这个署只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就于同年7月拿出了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法》的送审稿，两年后，又拿出了《新闻法》和《出版法》分开的两个新稿。上述的这些准备工作，都因“六四”风波陡起而停顿。

但是，从90年代初期到现在，有关新闻立法的研究和讨论，并未因此而中辍。最近一段时期，新闻立法的问题再度引起学者们的关注。研究的内容涉及到新闻法制的政治学背景、新闻侵权行为的界定和法律责任、新闻采访的法律依据、新闻采访和传播活动中涉及的著作权隐私权名誉权问题、新闻失实和有偿新闻的法律界定和法律责任、大众传播与自然人的法律关系、隐性采访的法律定位，